台韓外交必須有新思考方向
 
 
台韓外交必須有新思考方向

  南韓前總統金泳三昨天率近二十名隨員來台訪問,這是台韓在一九九二年八月斷交後,第一次南韓卸任元首來訪。同時,因為九年來雙邊互動幾乎陷於停滯,許多懸案問題亟待解決,金氏來訪於是被賦予高度的關注與期待。

 不論我國朝野如何看待,也不論韓方與金氏本人如何定位這次台灣之行,我們認為,雙方能有如此高層級的接觸,進而增進相互的瞭解與互動,總比不接觸要好。因為不接觸、不來往或不溝通,只會製造更多的問題與誤會,絲毫無助於雙邊關係的進展。

 然而,這次新開始的高層級接觸模式,以及安排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卻不得不讓我們質疑,是否被誇大了它的價值與意義,導致國人有了過度或錯誤的期待,甚或誤導兩國人民對雙邊懸案真相的認知。

 很明顯地,這次以政府名義邀請金泳三來訪,是由總統府決策而由外交部執行。匆促的安排過程中,已顯露出總統府與外交部間的扞格。熟知南韓政情與台韓關係的國內專家都知道,總統府內主導與參與這次邀訪作業的,只是極少數的人,其中是否涉及某些隱情,外人不得而知。而府與部之間之所以會發生扞格,也就是基於對金泳三這位極具爭議性政治人物的認知差異。當少數人以個人認知來主導邀訪,自然會違背多數人的共通價值與專業判斷時,也不免引發諸多的雜音。

 以我們對金泳三的瞭解,他從事反對運動三十多年之後,最後為了完成個人的「總統夢」而率眾變節投靠執政黨,做出背叛自己一生民主理念與選民的「政黨大野合」的行徑,這一事件當時即曾備受非議。後來他如願當上總統,打著改革的旗幟,把兩位貪瀆濫權的前總統送進囹圄,曾為他帶來了一時的聲望,但也為此遭到「無情無義」的罵名。然而,他本人最後也不免陷入金權的糾葛,諸如縱容兒子金賢哲的貪瀆斂財與干預人事。在執政最後階段,金泳三甚至耽溺於權位,對金融風暴毫無反應,導致國家資產與人民財富大為折損。

 如此的一位卸職總統,在南韓已夠爭議了,我們卻以現任總統的「高規格」禮遇邀請他訪台(我國駐韓代表甚至隨行陪同返國),是否做過了頭,又是否太過自貶身價,相信了解韓國政情的人,都會有相同的感受。

 不論金氏此行是否如他所說是為了復航而來,也不論他是否得到南韓現政府的授權,我們認為,雙方要重啟邦誼,韓方必須先展現最起碼的「善意」與「尊重」。斷交當時我方是最大的受害者,斷航則是維護我國尊嚴與利益的最後手段。但是過去九年間,韓方所有來訪的客人,幾乎人人都是咄咄逼人的要求「復航」。但是,復航絕對是韓方比我們獲利更大,我方應大聲質問:「當你們要求自身的利益時,請問你們用什麼來回報?」畢竟,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必須是對等與互惠的,南韓千萬不要誤以為台灣是需要向它朝貢的藩屬。

 站在台灣的立場,復航對我們的利益並不大,對我們更嚴重的威脅反而是連年累增的貿易逆差:一九九九年是四十六億美元,去年則更高達六十億美元。由於南韓已成為日本之後的我國第二大貿易逆差國,我們在與南韓談判時,有足夠的本錢要求他們拿出誠意,以堅強的立場與積極的行動來改善龐大的逆差(如派遣採購團來台等)。如果我方訪韓人員也能像他們一樣口徑一致地要求改善逆差的話,就不會讓韓人「賊反荷杖」(韓諺:賊喊捉賊之意),甚至讓國人誤以為「不復航」是我方理虧。

 今天,如果金泳三真心想要「復原傳統情誼」,他應該要知道台韓兩國國情的異同在哪裡,如此才能找出增進關係的著力點。雙方必須「極大化」兩國的共通點例如,我們都是完全民主化與充分言論自由的國家,我們都是中產階層佔多數的公民社會,我們都必須尊重民意與保障人權,我們的國家元首都出身反對陣營;同時,雙方必須「極小化」兩國的差異點─例如,國家目標與國家利益的差異,以及軍事與防衛戰略的差異等。

 有了如此的認知之後,對於兩國之間的關係進展,何者當為,何者不能為,何者「合則兩利」,何者「損人又不利己」,何者只會讓親者痛仇者快,不就很清楚了嗎!如此,才能在尊重、對等與國格尊嚴的基礎上,促進雙方關係的進一步提升。否則,如果南韓對自己是「加害者」的角色仍不自知,則任何咄咄逼人的言行只會徒增台灣人民的反感而已。

 對於金泳三訪台能改善多少實質關係,國人不必做不切實際的期待。我們反而希望未來類似的外交作為,不能再由少數人所操弄,「國家利益」與更多人的「專業判斷」應該是最優先的考量標準。我們的外交處境已艱難至此,實在沒有本錢讓某些人拿來奢侈耗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