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台灣228看濟州島43
 
 
從台灣228看濟州43

筆者按:今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二日我以「五一八紀念財團」理事的身份,到台灣參加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讓我從台灣得到了寶貴的經驗。考量到最近台灣人到濟州島旅遊的增加趨勢,以及四月間即將到來的「濟州四三事件」五十九週年,希望我的台灣參訪記對二二八事件與四三事件,以及增進(韓國人)對台灣與台灣人的理解,能夠有些微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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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為三篇,先後發表於濟州最大的網路新聞「濟州之聲」(www.jejusori.net)與濟州「四三研究所」網站(www.jeju43.org),經作者同意刪節台灣人已熟知的二二八部分,摘其重要觀點翻譯成中文──譯者註)




2月26日揭幕的歷史性國際學術研討會,是為了紀念228事件六十週年。主辦單位非常禮遇地給予韓國「過去史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宋基寅神父「主題演說」的榮耀地位。很顯然地,台灣方面是展現了要向韓國學習清算過去成果的意志。但是台灣政府對228事件的作為,反而對我們充分具有借鏡的意義。所以相同地,43也有必要正視228。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台灣政府對228事件的堅定意志。一場六十週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致開幕詞的人,竟是台灣的最高統治者、陳水扁總統。被當貴賓接待的我們一行,也能有機會跟陳總統握手。

光州的518國際學術活動,頂多是全羅南道知事或光州市長等參加而已。而濟州的43國際學術活動,最近幾年來地方政府的高層官員都未曾露臉。

國家活動與地方活動儘管是有差別,不過我們感受到,台灣政府的意志是堅定而強固的。但是,假使陳總統是把國際學術會議當做作秀的政治姿態,他是可以賺到政治人物的業績。但是事實全然不是那回事。

對於二二八,台灣政府是以全方位整理過去史的意志為基礎,在部署適切的陣容。二二八紀念日前夕,歡迎我們一行的晚宴上,筆者遇到了台灣國史館的相關人員。

晚宴上包括國史館長張炎憲、總統府官員李俊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煌、追究二二八事件真相的先驅李勝雄律師都參加了。讓我們體會到,清算過去、尋求轉型正義,他們是多麼誠摯地想要與韓國交流(資訊共享與經驗交換)。但是,這場晚宴讓我留下記憶的,並非因為與會這些人的身份,而是他們過去以來所獲致的實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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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是以政府的層次在研究二二八。尤其國史館有二二八事件的專責研究單位,最近更出版了多達十六卷的龐大資料集。這意味著,為了追究歷史真相,台灣建構了政府層次的總體支援體制,並且在運作之中。這又說明了,要想整理過去史的話,就必須如此不問曲直、全力以赴才行。他們的意志還不僅止於此。

台灣政府以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的機會,設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是更進一步的作為。筆者應邀出席紀念館的開館揭牌儀式,注意到參加的台灣政府高層人士。上台致詞的政府要員,包括陳水扁總統、教育部長杜正勝、行政院長蘇貞昌、副總統呂秀蓮等。這個場景呈現了台灣政府全力以赴尋求轉型正義的熱情。

紀念二二八事件六十週年的這一連串正式活動,陳水扁總統等政府要人對台灣人民傳遞了非常重要的訊息。其中的一個例子是,陳水扁總統在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時,對加害者磨刀霍霍地批判說,「從所有的歷史資料來看,蔣介石為此事件的元兇殆無疑義;這是屬於犯罪性的屠殺行為,對於蹂躪人權的犯罪者應受到法律的處罰」。陳總統正式向國民黨要求,公開所藏的二二八事件以及戒嚴時期的檔案史料,也是順理成章的結果。

這畢竟不是政治辭令。他們有條不紊地準備具體的行動計畫,因此,他的批判性發言,只不過是清算過去的序曲而已。陳總統也揮刀砍向在台灣被視為不可侵犯聖域的蔣介石紀念性建築。他提及蔣介石紀念建築的存廢問題,其一是位在慈湖的蔣介石前總統的陵寢,其二是「中正紀念堂」必須改名。

在台灣,這宣示了打破「除煞」的禁忌,並正面突破清算過去。當然,前奏曲早已響起。
台灣政府已斷然把以蔣介石命名的中正機場改名為「桃園國際機場」,並將部隊與各級學校的兩百多個蔣介石銅像拆除。

另一方面,也早已將總統府前為蔣介石祈壽的「介壽路」,改名為台灣最早的原住民平埔族的族名「凱達格蘭大道」。

陳總統的發言給予力量之後,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宣示,二二八基金會將成為隸屬教育部的常設化機構,並承諾要成為教育、研究、宣傳、國際交流、培養人才的平台。

台灣政府前後一貫的作為以及坦蕩鋪陳的行列,就是要清算高壓暴政的過去,建設新興民主台灣的國家目標,並傳遞「目標就在那裡」的訊息。

但是這些一連串的作為,並非像政治圈所謂「茶壺中的風暴」般,依靠權勢在操作。我們不能忘記,它還包括了二二八遺族在內台灣民眾強烈訴求的背景。

他們很早已前就提出呼籲:「撤銷所有的中正地名」、「廢除暫厝蔣介石遺骸的慈湖陵寢」(因為侍衛的薪水也是納稅人的錢)、「把中正紀念堂改為忠烈祠,並規劃為禮讚二二八反獨裁的犧牲者與戒嚴下抗拒者的民主公園」。

政治與行政不是獨舞,就像小雞誕生一樣,必須同時裡啄外啄,才能破殼而出,台灣政治社會正在落實這樣的「內外同啄」。2007年2月28日筆者在台灣訪問時感受到,他們擺脫歷史桎梏、追究二二八真相的大翻轉旗幟,已經緩緩升起。

而且,筆者站在台北101大樓前(台灣人設計,目前是世界最高的大樓,樓高508米),不得不沈浸在這樣的思維裡:台灣經濟的自信,也許就是這些作為能夠落實的物質基礎。

看似步履蹣跚,但是總算萬幸地一步步走出來的濟州四三屠殺事件的平反,台灣的二二八可以給我們當做借鏡,它提供了許多教訓與啟示。

台灣的二二八與濟州島四三事件互相比較的話,竟有如下的雷同公式可以套用:台灣人歡迎國民黨軍隊(濟州島民對美軍政與外地人的熱絡)→國民黨的貪瀆腐敗與掠奪(軍政官吏對島民的牟利與強取行為)→二二八和平示威與開火(島民對軍政當局的抗議,以及對紀念三一節示威的開火、310大罷工)→非法逮捕與殘暴鎮壓(對島民的非法拘禁與恐怖手段、刑求致死)→都是「鎮壓的話,就抗爭!」→都是公權力的大量屠殺→都歷經沈默與禁忌的恐怖時代→追究真相運動都遭到壓抑→都經歷新聞自由與民主化的鬥爭→都經過政黨輪替執政→事件都成為公開議題。

儘管像公式一樣,但台灣與濟州的悲痛歷史竟是如此絕妙契合,當筆者把酒對台灣友人說:「228與43是兄弟!」他們也呼應說:「是啊,我們真的是兄弟!」因為我們不僅義氣相投,還有著同理心與共識。

(李圭倍為濟州耽羅大學教授,「四三研究所」前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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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州島四三屠殺事件

美國軍政時期發生在濟州島的「濟州四三事件」,是韓國現代史上人命受害慘重僅次於韓戰的悲劇性事件。而且,在事件發生五十年後,仍未完成具體性與綜合性的追究真相,而民怨不休。直到2000年1月12日「濟州四三特別法」制訂公布之後,才由政府層次著手調查真相。

事件的背景相當複雜,多重因素交錯,無法以單一的因素加以說明。濟州島因位處東北亞的要衝,地理的特殊性,使得日本在太平洋戰爭末期將濟州島當做戰略基地,駐屯了六萬日軍以阻止美軍的登陸。終戰之後,日本軍撤退,以及從外地回來的六萬名濟州鄉親,造成人口的急遽變動。光復初期的期待破滅,回歸人口的就業困難、生活必需品的短缺、霍亂導致數百人犧牲、嚴重的農作歉收等惡劣情況交雜一起,加上米穀政策的失敗、日帝警察轉變為軍政警察、軍政官吏的牟利行為等,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在這樣的氛圍下,1947年「三一節」爆發的開火事件,更讓民心惡化。

三一節開火事件,是警察對示威群眾開火,造成六人死亡、八人重傷的事件,犧牲者大多是圍觀的一般居民。這個事件就是引爆四三事件的導火線。這時,「南勞黨」濟州島黨部展開有組織的「反警察」運動。為了抗議警察開火,三月十日的大罷工,包括公家機關、民間企業等濟州島95%以上的職場都參與了,也是韓國前所未見的民官聯合大罷工。

美國軍政當局感覺事態嚴重,派遣調查團到濟州分析指出,這場大罷工是因為警察開火引起島民反感,以及南勞黨的煽動而升高。但是事後的處理,卻置「南勞黨煽動」的比重高過「警察開火」,而採取了強力攻勢的政策。包括道知事等軍政高層,全由外地人替代,並大舉派遣救援警力與「西北青年會」團員南下濟州,展開對罷工主謀者的逮捕作戰。一個月之內,逮捕收押了五百多人,到隔年爆發四三之前,一年間一共拘禁了兩千五百人,接連遭到恐怖襲擊與刑求。

1948年3月,基層警察分局連續發生三次刑求致死事件,濟州社會頓時陷入一觸即發的危機狀態,此時,南勞黨也因組織外洩而處於危機。陷於守勢的南勞黨進步勢力,利用反軍政當局的民心,決定了兩個目標:採取守護與捍衛組織的手段,並反對即將到來的「(南韓)單獨選舉」、「(南韓)單獨政權」,決心以「救國鬥爭」展開武裝鬥爭。

1948年4月3日清晨二時,350名武裝隊攻擊了十二處警察分局與右翼團體,展開了武裝起義。這些武裝隊高喊口號,要求警察與「西青團」停止鎮壓,反對單選、單政,要求建立統一政府等。起初,美軍政當局視為「治安事態」,只增派警力與西青團去阻止事態擴大。但是事態未見收拾,駐韓美軍司令哈奇中將與軍政部長狄恩少將於是下令警備隊出動,展開鎮壓作戰。

另一方面,第九聯隊長金益烈中校與武裝隊的金達三之間達成協議,同意透過「四二八協商」來和平解決事態。但是,和平協商卻因右翼青年團體的縱火事件而破局。美軍政當局派遣第二十聯隊長布朗上校與第二十四軍團作戰參謀蕭中校到濟州,透過更換警備隊第九聯隊長等,試圖讓510選舉能夠成功舉行。但是510舉行的大選,全國兩百個選區當中,只有濟州島兩個選區的投票數未過半數而宣告無效。

美軍政當局於是任命布朗上校為濟州地區最高司令官,展開更強勢的鎮壓作戰。6月23日試圖舉行重新選舉,仍告失敗。5月20日發生四十一名警備隊員脫營,加入武裝隊的事件。6月18日又發生新任聯隊長朴振敬上校遭部下暗殺的事件,都造成衝擊。

後來,濟州事態一度轉為小康局面。武裝隊因金達三等領導階層參加「海州大會」,使得組織經歷了重組的過程。軍警討伐隊在政府建立的過程中,僅採取鬆弛的鎮壓作戰,但只是暫時的小康局面而已。

南韓建立了大韓民國,北邊也建立了另一個政權,導致濟州事態跳脫單純的地方問題,而成為對政權正統性的挑戰。李承晚政府在10月11日設置濟州島警備司令部,增派了本土的兵力到濟州。但是,此時被派到濟州的麗水第十四聯隊卻易幟叛變,而捲入了無法挽救的漩渦之中。

11月17日濟州宣佈戒嚴。在此之前,第九聯隊長宋堯讚發出佈告稱,在距離海岸線五公里的山區地帶通行的人,視為暴力份子將予以格殺。從此,就對山區村落大肆展開「焦土化」的強力鎮壓作戰。與此有關的美軍情報報告書中記載了:「第九聯隊基於山區地帶村落的所有居民,明顯提供游擊隊幫助與方便的假設之下,而對村落居民採取『大量屠殺計畫』(Program of mass slaughter)。」

戒嚴令宣布之後,許多山區村落的居民遇害。不只是山區部落,連住在海岸邊村落的零散居民,也以提供武裝隊協助的理由而被處死。結果,為了保命而逃入山中的難民更為增加,他們在寒冬躲在漢拏山中,被抓到的話,不是遭射殺就是送到監獄。鎮壓軍警甚至將家中有人不在者列為「逃避者家屬」,而對他們的父母與兄弟姊妹施以「代殺」的殘忍替代手法。

到了十二月底,鎮壓部隊由第九聯隊改為第二聯隊接替,但是聯隊長咸炳善繼續執行強勢鎮壓作戰。沒有經過審判的程序,許多居民就被集體屠殺。人命受害最多的「北村事件」,就是第二聯隊的暴行。

1948年3月,設置了濟州島地區戰鬥司令部,展開了鎮壓與安撫並行的作戰。新任司令官柳載興發表赦免政策,躲避到漢拏山的人投誠的話,全都可以得到寬恕。這時,有許多居民下山了。1949年5月10日的重新選舉,也就成功地舉行了。當年六月,武裝隊領袖李德九遭射殺之後,武裝隊已經形同潰滅。

但是韓戰爆發(1950. 6. 25.),又是一次悲劇的到來。「輔導聯盟」加入者、需監視者、入山者家屬等,在第一波拘留中大舉遭到殺害。在全國的監獄中被拘禁的四三事件關聯者,則遭立即處決的處分。據估計,在第一波拘留與監獄中犧牲的人達三千多,受害者的屍體大部分都無法找到。

武裝隊的殘餘份子儘管還有攻勢,但力量已經衰微。1954年9月21日漢拏山從禁足地區全面開放。從1947年3月1日三一節的開火事件引發1948年四三武裝起義,四三事件歷經七年七個月總算落幕了。

因此,「濟州四三事件」應該被定義為:「以1947年3月1日警察的開火事件為起點,並抵抗警察與西青團的鎮壓,以及反對單選、單政,在1948年4月3日由南勞黨濟州島黨部武裝隊武裝起義之後,到1954年9月21日漢拏山禁足全面開放為止,在濟州島發生的武裝隊與討伐隊之間的武力衝突,以及討伐隊在鎮壓過程中造成無數居民犧牲的事件。」

(朱立熙翻譯自「濟州四三研究所」網站)

譯者按:
一、1945年8月15日韓國光復,至1948年8月大韓民國政府正式建立期間,由美國軍事統治,稱為「美軍政時期」。

二、有關「濟州島四三屠殺事件」的死亡人數,不太容易確切掌握,以致於眾說紛紜。根據日文的「朝鮮を知る事典」(東京「平凡社」,1986年版)的「濟州島四三蜂起」詞條中所述(Pp. 155a),有八萬多島民遭到屠殺。不過,根據譯者實地查訪得到濟州官方發表的數字為二萬五千人,包括無辜的婦孺老弱在內,佔了當時濟州島人口的十分之一。濟州「四三事件」與台灣「二二八大屠殺」的時代背景與受難者人數都相當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