敗軍之將,不可言勇?——南韓大宇集團前會長金宇中的鬱恨告白
 
 
譯 / 朱立熙 (Taipei Times總編輯)

去年十二月底,南韓知名的哲學思想家、「氣哲學」大師金容沃教授突然接到聯絡,兼程飛到東南亞某國與大宇集團創業主金宇中會面。這是一九九九年大宇集團瓦解、金宇中避居國外之後第一次接受訪問;專訪的內容在漢城的「文化日報」刊登後,在南韓造成全國震撼。

金容沃在南韓是個怪傑,也是個天才。他擁有全世界無出其右的傲人學歷:高麗大學哲學系學士、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中國哲學碩士、東京大學東洋哲學碩士、哈佛大學西洋哲學博士。韓、台、日、美四個國家的頂尖學府都被他包了。

金容沃與金宇中相識多年,他們是互相尊敬、也是相知相惜的摯友。金容沃曾應金宇中之邀,在一九九零年底搭乘他的私人專機一同到歐洲與非洲大陸出差兩週。兩位南韓各領風騷的名人,在旅程中攀談人生、哲學、企業精神等等。金容沃後來把這段歷程寫成「對話」一書,在南韓極為暢銷。

兩年前金容沃曾在南韓教育電視台開講「老子與二十一世紀」,打破電視台的收視率紀錄,在全韓掀起了一股老子熱,連金大中總統都是他的忠實觀眾。

金容沃認為,當老朋友有難時,伸出援手乃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金宇中當年曾經自詡為「成吉思汗」,他誓言要以企業經營在地球上留下足跡,建立他的商業帝國霸業。曾幾何時,大宇集團樓塌了,金宇中的雄心壯志也已不復見。

金宇中在一九九二年著了一本書:「Every street is paved with gold(每條路都鋪滿黃金)」(中譯:「賺遍全世界」),跟年輕人暢談大宇成功的秘訣以及他的經營哲學。如同這本書的韓文版名為:「世界之大,可為之多」,大宇集團解體前的一九九八年,在韓國國內曾擁有多達四十家關係企業,海外則有三百九十六家分公司,它不只是「多國籍企業」,甚至被稱為「超國籍企業」。在開發中國家的多國籍企業當中,大宇集團是擁有海外資產最多的一家。

當時,大宇集團的資本額為十八兆三千億韓元(以美元兌韓元1比800的匯率計,約二百三十億美元),總資產為八十三兆八千億韓元(約一千零五十億美元),一九九八年總營業額為六十二兆八千億韓元(約七百零八億美元),是南韓數一數二的大企業集團。這位當年叱吒風雲的大企業集團總司令、南韓年輕人最景仰的企業家,現在卻淪為亡命海外的通緝犯,滄海桑田,讓人不勝欷噓。

一生勤奮工作,而且「只為工作而活」、從來沒有休閒與娛樂的金宇中,在隱遁的生活中,從台灣的一位王董事長餽贈的茶葉,沈浸在喫茶的樂趣,而學會了從口中體會「茶香的奧妙」,這也顯示了他目前生活的悠閒與無聊,與過去的忙碌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敗軍之將真的不可以言勇嗎?金宇中如何看待自己的失敗?以下是訪談摘要。

問:這段日子請問您如何過來的?如何克服自己的鬱悶與怨懟?

答:坦白說,剛開始我以為會鬱恨而終。我太相信別人了,人心實在難測。我只會做生意,但卻不懂人心。我現在已沒有野心,也沒有怨恨了。我只希望韓國能夠變得更好。

問:您已經超脫了。不過,與其在外當個旁觀者,何不回國打拚呢?

答:要我回國?回國對我已是奢望。現在回國只會掀起紛擾,即使恢復名譽又有什麼用呢。讓時間去公開真相吧,歷史若能瞭解我的真相,就很感謝了。

問:您曾經活在韓國歷史的中心,自然需要接受歷史的審判,若擔心這樣的審判,不是很可恥嗎?

答:人要有原則。我一生做事從未設想自己的名利。勤奮工作的我,卻成為寡廉鮮恥的詐欺犯?捲款潛逃海外?天底下最可恥的人是誰?對我的指控都是片面之詞。

有人說金宇中貪錢,魚在水裡還需貪水嗎?錢對我這個生意人只是周轉的工具而已。我並不是把攤子一丟就落跑的小販,而是以全人類為對象而活的人,如果貪錢的話,我能把錢私藏到哪裡去?如果我只為個人的利益,那是很可恥的行為,而且早就在眾人詛咒下鬱憤而死了。那不僅是對金宇中的冒瀆,也是對韓國全體企業的冒瀆。

過去三十二年間,二十五萬名大宇家族在炙熱的沙漠與酷寒的凍土不分晝夜地流血流汗,只不過是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這樣的歷史怎麼可能是為了金宇中個人呢?那些客死異鄉的大宇人,並不是為金宇中而死,而是基於金宇中所揭示的「大宇共同體」的道德理念,使他們願意為這樣的道德理念去挑戰、去創造、去犧牲。我們為國家如此奉獻,卻被指為寡廉鮮恥的竊賊。我為什麼要回去?為大韓民國如此生死打拚,卻空留遺恨。大韓民國對我未免太冷酷又背信地鞭笞了。

問:大韓民國並未虧待您,您是大韓民國最大的受益者;因為大韓民國,您才能夠「經營全世界」。就是因為「朴正熙典範」才造就了大宇集團與金宇中。當年我們追求「成長」更甚於「分配」,「擴張」更甚於「內實」,「發展」更甚於「安定」,「大宇典範」便是這樣的歷史產物。您認為大宇滅亡的原因是什麼?

答:很顯然,是與金大中政府的新興官僚體制基本價值觀的衝突所造成。我完全沒有料想到,衝突的根源竟然那麼深遠,而且,對過去的權力習性仍盲目地信任。我太相信他們了,但他們太過性急,又欠缺宏觀的視野。

問:過去為了追求更富足的生活,我們是否喪失了生活的質感、美感與道德感?大宇是否需要為此負責呢?

答:不錯,我可以充分接受金教授的指責。但是,我們生意人必須活在現實之中,而且,不論任何情況,在理想的價值之前,必須先考慮現實的生存問題。大宇的「成長主義」與「膨脹主義」路線固然有不少問題,但那也是順應當時的時代環境,是我們必須要走的宿命道路。

至於被批評為「章魚爪式」的併購,大宇其實是承擔了虧損企業的責任,再盡全力把它整頓到轉虧為盈。當然,現代集團的鄭周永非常討厭我,因為我總是尾隨其後,把他開拓的領域蠶食過來。但我還是具有新的道德觀。我們並不和本國企業競爭國內市場,而是全力去開拓國際市場。我們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國外生產、在國外銷售,這象徵了我們積極進取的民族性。儘管說得簡單,但這是「以卵擊石」的大膽挑戰。

大宇畢竟以卵擊石成功了。也因此,大宇必須從國外金融機構不斷地調度資金,而像腳踏車一樣,停止前進的話就會倒下來,只能一路向前。並不是大宇非堅持「成長主義」路線不可,而是因為韓國想從第三世界的弱小國家以及殖民地的廢墟中站起來,這是唯一的活路,也是我們不得不然的歷史宿命。

問:海外資金調度與外匯危機造成的匯差,是否對大宇解體造成致命打擊?

答:是的。外匯危機為什麼會發生?儘管有很多爭議,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韓國金融機構的不健全。政府當局雖然主張是因為企業界在海外的過渡投資而導致外匯危機,但那顯然是在外匯危機發生之後才暴露出的問題。是在國家信用評等跌落以後,使得投資淪落為負債。

我們的金融機構從美國、日本、香港、歐洲等地借到便宜的資金,再以高利率借給亞洲各國與俄羅斯等,等於是在玩「利息遊戲」。而且,外匯政策開放之後,原本只有國營銀行才能操作的外匯買賣,現在連一般銀行,甚至證券、保險、短期融資、租賃公司、金庫與郵局等,都能從事外匯。這些沒有外匯經驗的金融機構,全都加入了外匯投機買賣,競逐外匯利息。在這樣的狀況下,亞洲國家爆發了外匯危機,這些國家本金與利息都還不了,只好把國內的外匯存底拿去償還向先進國家貸款的本利,於是就把國庫掏空了。

如此,使得國家信用評等被降了六級,曾經被列為「鼓勵投資的國家」的大韓民國,驟然淪落為「不適合投資的國家」,借貸給韓國企業的錢,馬上成為回收的對象。在國外金融機構有許多借貸、並以「經營世界」為戰略的大宇,所受到的打擊之大,乃可以想見。那些債務,我們只好改從國內借貸來調度。這時最痛苦的,莫過於匯差引發的問題。

原本1比800的匯率,最高曾攀到1比1960。如此算算看,國外借貸是以美元計,帳面上雖然不變,但以韓元計算的話,就達兩倍以上。於是,為了償還海外十一兆韓元的投資,就必須從國內調度二十六兆韓元,而且公司的負債比率也從原來的三比一,突然變成五比一,因而淪為鉅額虧損的企業。

問:無法事前因應危機的到來,不正就是您的責任嗎?而且,讓公司整體的財務結構落到如此危險的賭博狀態,還繼續大肆擴張,不是太大膽了嗎?因此,大宇的滅亡可說是自身的財務結構惡化所使然,而不能怪罪外在環境的變化。

答:若硬要我回答的話,我是必須負起責任。但是客觀來說,如一般所認知的,大宇的財務狀況並不是最壞的。大企業的營運方式本身,必然會有那樣的財務結構,並不只是大宇的情況特殊。問題不在於負債比率,而是在那種財務結構的前提之下,企業能展開什麼樣的活動,又能為了什麼樣的價值而發現生存的意義?我認為更應認真思考的是「標的性的價值」。

而且,伴隨企業活動而來的,還有非金錢所能估量的無形價值,國家信用與品牌形象的提高,海內外網路的多元效益等,這些都應一併考量。若把外匯危機發生時突生的認知變化當藉口,而完全抹煞所有的無形價值,未免太荒唐了。難道這就是整頓財閥的終極意義嗎?一九九八年七月限制企業發行票據的額度,十月又限制公司債的發行額度;最後又凍結我所苦苦哀求的進出口銀行的M&E資金(Machinery & Equipment,對海外設備再投資時,事前給予長期支援融資的制度)。這並不是所謂的「workout」(結構整頓),根本就是要把人整死。

workout原本是要幫助企業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卻被誤解為walk-out(退場)。竟要我們退場?要大宇集團退出大韓民國這個場子,會導致多麼可怕的國家利益損失,大家可曾想過?尤其,為了償還海外負債而焦急地在國內到處張羅,卻被指為捲款潛逃,這實在是太過份了。

問:所謂「粉飾會計」(指「作假帳」,在帳簿上將虧損的作假為盈餘)的問題又怎麼說呢?

答:以「大宇株式會社」為例,它的假帳規模被指為十五兆韓元,但若扣除誇大估算與重複估算的話,實際的假帳規模只有八兆五千億韓元。但是我們因為匯差的損失,就達十兆韓元。算一算就知道,假帳其實就是因為匯差,若沒有匯差,也就不會發生假帳的問題。

問:您畢竟是個失敗者,身為大宇的最高負責人,卻導致這樣的結局,再怎麼樣都不能逃避問題啊!何況問題都還沒解決呢。

答:我最大的失誤就是擔任了「全經聯」(全國經濟人聯合會,相當於日本的「經團連」)的會長。我太得意忘形了,甚至膨脹到自以為是「財經大統領」而憂國憂民。因而對大宇本身的問題未能具備充分因應與解決的實際視角。其實我不過是「即使……」而已,我太愚蠢了。

問:當「全經聯」會長時做了些什麼?

答:我致力於推動「東北亞經濟合作組織」。世界經濟正在「團塊化」,像歐盟、東協、APEC等;但如果包括中國、日本、台灣、韓國、香港、北韓、蒙古等,能夠形成經濟共同體,那將是世界上擁有最多人口、最高技術與最大市場的團塊。然而最害怕這種共同體誕生的,就是美國。我認為我們對付美國最有力的談判籌碼,只有靠組成東北亞經濟合作組織,不過這是在貓脖子繫鈴的高危險工作。我奔忙於江澤民、朱鎔基、日本首相、經團連會長以及北韓等。韓國未來的生路,在於中介中國與日本的經濟合作並從中獲利;美國則是實際的談判對象。

問:您認為大宇的滅亡,美國是關鍵因素嗎?

答:這種大膽假設欠缺實證,還是迴避較好。不過,我認為韓國的未來繫於汽車工業。如果一年能夠生產四百萬輛汽車,就能夠賺進五百億美元,如此不出幾年就能趕上日本豐田。汽車工業比半導體的關聯產業更多,它是統括了鋼鐵、石化、塑膠、電子、機械、電機等產品的先導產業。我認為,像韓國這種基礎科學不紮實的國家,能夠建立中長期戰略對策的產業,只有汽車工業。其實,大宇在東歐擁有百分之三十的市場佔有率,這已經是世界史的奇蹟了。然而大宇如此的高速成長,是有可能招惹美國。

問:您還想對國內說些什麼?

答:大宇雖然死了,但精神長存。我們不能把大企業當乒乓球輕率把玩,大企業雖有不少缺失,但那是韓國的現實。韓國經濟實在讓人不樂觀,唯有靠真正憂國的人來化解。